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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同盟国就算知道也做不到,一带一起

2019-09-03 23:01

【文 /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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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的大国将把国际体系引向何方,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重要命题。每当国际体系的力量对比进入一个新阶段时,都会引发各方的关注和讨论。" 修昔底德陷阱 " 一词能够在近几年成为讨论的焦点,成为某种时尚的语汇,本质上就是人们再度关注已经明确进入某种不可逆转的崛起进程的中国,会对国际体系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将为体系贡献何种可能的新秩序。

沈逸:中国为何赢?美国就算明白也做不到

2019 年 4 月 25 日至 27 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 " 一带一路 " 高峰合作论坛,则可以看做是中国持续不断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答案的舞台。崛起的中国,没有兴趣走上崛起—挑战的传统路线,也没有兴趣将自己转变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自己批评和讨厌的对象,更没有兴趣在 21 世纪的今天,重现 1648 年以来在国际舞台曾经反复出现的治乱循环。崛起的中国,真诚地希望以符合当今世界生产方式的路径,为世界作出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贡献,也就是通过为解决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实现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找到自己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定位。

今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又“连下数城”,意大利、卢森堡、瑞士等欧洲国家纷纷转身拥抱。但正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自然也有不开心的:不久前,曾出任白宫幕僚长的班农就将“一带一路”定义为中国最具野心的地缘政治扩张战略。这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和班农在思想上高度共鸣的一些美国政要,比如国务卿蓬佩奥等,如此不遗余力地指责乃至诋毁“一带一路”。

非常明确的是,尽管有 " 反全球化 " 的思潮,以及被这种思潮驱动的各国实践,但总体看,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进程是不可逆转的," 反全球化 " 思潮与其说是反对经济全球化进程本身,不如说是要求相关国家就全球化进程的成本和收益的国内分配问题进行有效的再思考,并寻找到解决方案。" 反全球化 " 以及 " 民粹 "、" 新右翼 " 等思潮,不过是具体国家根据本身面临的具体问题进行的 " 本地化 " 的解决方案实验,以及由这种实验引发的模仿性扩散。就目前已经有的实践看,这种解决方案的本土化实验,都有 " 部分正确地看到问题,而选择错误解决方案 " 的特征:

当然,由此也产生了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迄今为止,美国没能阻挡“一带一路”倡议,也没能提出一个替代性倡议并加以有效实践?简而言之,“一带一路”的提出及在美国战略阻挠下取得的成功,主要源自以下原因:

一方面,相对那些片面强调全球化正义性的所谓 " 建制派 "," 反全球化 " 的实践者至少敢于面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即各国均存在全球化进程的利益受损者。这些客观存在的利益受损者,不应被继续漠视、忽视乃至无视。这些受损者对得到的关照,做出了必要的反应,就是在国内政治过程中,运用投票行为,做出了出乎 " 主流 " 意料的选择。特朗普的当选,以及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都可以看作是这种选择的结果。

第一,新安全观战胜了旧安全观。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差不多500年间,虽然具有同样西方历史文化背景的诸多国家在全球演绎“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权力游戏,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基于自我中心主义和个体化的旧安全观。虽然在某些特殊情境下,人类的共同利益、国际社会等词汇或概念,会被纳入其中,但基本上都是一种包装,对大国、尤其所谓“霸权国”来说,自我中心的绝对安全,是指导其对外战略的核心与根本。

另一方面," 反全球化 " 开出的 " 民族主义 " 药方,毫无疑问是错误的。2017 年班农在演说中疾呼 " 中国出口通货膨胀,导致美国中西部和英国上中西部的工人被掏空 "," 相比建制派,工人知道他们失去的就业岗位去了哪里 ",就是这种药方的典型体现。

中国则不同。在这点上,班农对中国属性的三点概括,即“非资本主义”“非基督教—犹太教”“非盎格鲁撒克逊”,虽然不符合政治正确,学理上也很难算规范,但还是蛮切中要害的:因为自身历史特殊经历导致的记忆,以及在全球化进程中依靠内生动力机制崛起的实践,使中国成为践行真正的新安全观的新型大国。世界安全了中国才真的安全;真正的安全必须考虑不同主体合理的安全关切;尊重主权平等;真正做到大小强弱不同的国家平等探讨和解决彼此间的分歧;不仅指引中国的发展,而且让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真正带来合作共赢的结果。

这种药方的本质,在于不提支撑工作机会全球重新分布背后的动力机制,简单的将之解释为中国工人抢走了美国和英国工人的工作;被这种药方略过的部分,就是这种工作机会转移的驱动力,是过度膨胀的金融资本对剩余价值没有止境的追求,是这种追求下主动的全球产业重新布局——而不是中国在经济活动中的 " 作弊 " ——才是导致曾经的发达国家被掏空的真实原因。

当然,不同主体从中获得的收益不可能绝对均衡,但相比美国将其他国家置于自身霸权体系时的蛮横,相比美国指点“普世价值”或要求“美国优先”时的跋扈,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纵然在实践中有些小小的不足,但已有足够的引力让那些“苦霸权久已”的国家找到一个值得认真尝试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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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新发展观战胜了旧发展观。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发展。过上幸福生活,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要求,也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作为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国,意识形态和认知结构让中国天然对服务于资本掠夺本性的旧发展观没有兴趣;美国的说客们无法解决的核心挑战,就是如何让其他国家相信“一带一路”不会带来任何收益。

" 反全球化 " 思潮出现这种缺陷的原因,有知识结构和观念认识的问题,更有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因为无论何种 " 反全球化 " 思潮,都是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支撑的上层建筑在进行自我调整,而非自我革命。这种调整是有边界的,即不能以任何形式,触及造成这种问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

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独立后寻求经济自主性发展的道路中艰苦探索,但直到中国崛起并提出“一带一路”之前,被各种科学理论包装的西方式发展道路和模式,最终都被证明多数是形形色色的糖衣炮弹。良心一点的,是那种主要服务欧美国家传教士情怀的玩物,虽然最终在发展上起不到什么实质性作用,但好歹传播了一些看上去不错的理念,没事还能拿出来获取一些心理慰藉;糟糕的是各种“普世价值”包装下的掠夺性实践,无论是援助变债务,还是经济援助包装下的政治渗透与干涉,又或者是藏着结构性路径依赖陷阱的吮吸式发展模式。以上这些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直到中国崛起并系统性地提出“一带一路”等倡议,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不断在一个具有显着“中心—外围”特征的世界里陷入低速徘徊乃至彻底停滞的尴尬境地。

《21 世纪资本主义》一书遭遇的空前严格的形式审核,体现了作为这种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欧美主流社会科学,下意识避免进行实质性自我批判和否定的自觉;主张进行均衡分配的桑德斯在 2016 年民主党初选阶段就被超级代表的投票赶出局,主张强硬反制中国挑战甚至不惜一战的班农成为首批离开白宫的核心幕僚,则是美国国内政治结构自动调节机制发生作用的典型体现;对中国崛起的整体性焦虑情绪在欧美精英群体中的扩散,以及由此带来的众多令人感到迷茫的自相矛盾的举措,则是更宏观层面制度性缺陷的体现。

第三,新秩序观战胜了旧秩序观。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大小不等,强弱不同,在客观上可支配的资源与主观意愿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显着。同时,持续不断发展的世界,无论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又是需要一定秩序的。

在体系层面,伴随中国崛起而再度出现的关于国际秩序的各种讨论,是这种缺陷在更宏观尺度上的展示和体现:持续强调特定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以此凸显维持和巩固欧美霸权—寡头体系支配下的体系的正义性,将秩序的特征更多地从利益分配的视角上移开,用表明、强调普世原则的方式来维系有利于欧美国家的利益分配模式,进而有效地转移、对冲乃至缓解内部的压力和矛盾,本质上可以看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的自我调节能力逐渐趋于枯竭的某种迹象。

从实践看,直到中国崛起之前,主要国家的兴替,遵循的基本都是“霸权—挑战—新霸权”循环。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遵循有各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决定的必然。就像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一样,资本主义国家眼中的世界秩序,就是在单一霸权和少数寡头之间的选择:没法一统天下,就来个五强多极;要么,就来个两极对峙;再要么,就是弄个有良心的单极霸权。喜欢这种秩序观的,是有机会登顶或已经成功称霸的。

当然问题的有趣就在于此:中国的崛起,以及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提出,对体系来说,客观上提供了代价最小的解决方案,毕竟如果中国真的去复制大国宿命的做法,相关摩擦和冲突的激烈程度,历史上早就有近似的模拟演示;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无疑也起到了加速焦虑的作用,尤其是在具体国别的角度来说,更是如此。一如中国领导人曾经指出的,在国内改革中," 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更难 ",在国际体系变革中,这种难度,更是要高出若干个量级。

中国的秩序观是不同的。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不能少数国家说了算,全球治理要各方共同参与,搞“一带一路”要共建共享共治,这些不是空泛的外交辞令,而是中国的真实想法,也是持续不断坚持落地的真实实践。对多数有正常思考能力的国家来说,一边是能摆脱霸权压迫、大家平等对话共同决策的新秩序,另一边是继续承受低质量霸权压制的旧秩序,在两边之间做一个选择,真的不会很难。

以 " 一带一路 " 高峰合作论坛来说,仅就标题而言,中国愿意用务实的方式,兑现 " 共商共建共享共治 " 的主张,就已经是极其罕见的实践了。这种实践是颠覆性的,而且在可见的将来,对原先的霸权来说,是无法复制的:因为中国政府不仅有能力控制市场经济内生的负面冲动,而且这种控制能够正向促进和强化中国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尽管是以不同于西方政治学教科书所描述的方式和路径来实现的,但在实践中,这种不同的选择,确实在发生着作用。

“一带一路”的成功,其实早就有迹可循:2015年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时应者云集,让不少人吃惊,因为参与其中大家有钱赚,谁愿意在一个后冷战的全球化世界里跟发展过不去?谁愿意相信有国家宁可跟着美国被欺负也不愿跟着中国谋发展?谁又愿意非把用来改善生活的资源用在购买那些唯一用途是制造世界末日的东西上?所以,“一带一路”倡议成功,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创造性崛起,以及无法摆脱冷战思维的旧霸权国家的结构性衰落,都是必然,这是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必然选择,更是无法阻挡的历史大势。

对各国来说,这可能是自 1648 年第一次,一个崛起中的国家,以高度的自觉,有意识地从一开始,就负责任地提供公共物品,促进各国通过搭乘自身发展的快车,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这种尝试,对各类国家来说,都有着特殊的魅力:对于追随原先霸主的发达国家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收益,而且无需担心遭遇来自 20 世纪 80 年代那种霸权运用国际规则在经贸领域实施的降维打击;对困惑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这意味着第一次有机会能够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与保持自身独立性之间,得到某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而凭借提供建设基础设施的能力和资源,推动世界的发展,进而实现自身的发展,最终用这种方式实现自身的崛起,而避免重复扩张—掠夺—争霸—衰落的悲剧路径,确实可以看作是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一届比一届更多的参与者,不断扩展的 " 一带一路 " 朋友圈,就是超越各种理论论述的最直接证据。放在那里,愿意看到的,自然可以看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随着 " 一带一路 " 高峰论坛持续不断的进行,以及 " 一带一路 " 的推进,中国正在稳健地超越权力转移理论的整体分析框架;对致力于推动 " 一带一路 " 的中国来说,这个倡议和实践,是开放的,对所有国家,包括对曾经持有敌意的国家,始终是一个开放倡议。

在这条路径上,简单地执拗于比较中国与另一个国家的实力消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确实是一个能够让所有参与者共赢的倡议,所有参与方都将获得绝对收益的增长,这已经被实践所证明;至于某些过度聚焦相对收益的国家,只能说,如果不超越这种注定要走向悲剧的认知,那也就只能在不断重复出现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中,走向所谓的 self-defeating。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历史的选择,历史的必然,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中国为世界贡献的新秩序,其包装形式当然需要一个持续完善的进程;但无疑,更多的参与者将会被共赢的事实所吸引,以实际行动介入,并因此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也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已然伴随着 " 一带一路 " 的推行,变得更加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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